刘 信 君，闫 祎 宁
( 英国威廉希尔公司 威廉希尔williamhill ，长春 130012)
2023年第1期 学习与探索 No.1,2023
(总第330期) Study & Exploration Serial.No.330
摘 要 : 东北地区的抗日战争开始得最早、持续的时间最长，由于敌我力量的对比情况以及东北地区的自 然条件等因素，使得抗日游击战争贯穿于东北抗战的始终 ，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东北军民抗击日本侵略者的过 程中，探索、制定了适于东北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方针与政策，从而使东北抗战得到持续不断的发展，抗 日 民 族统一战线的贯彻、执行以及抗日游击根据地的创建、发展等都为全民族抗战提供了一定的经验。
关键词 : 东北抗战 游击战争 战略问题
中图分类号:K25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462X(2023 )01－0189－07
一、东北抗日游击战争战略决策的提出
自1931年“九一八”事变到1945年日本战败投降，东北军民历经十四年的浴血奋战。在这漫长而又艰苦的斗争中，抗日游击战贯穿始终，作为应该处于辅助地位的游击战争，在东北特殊的境况下占据了主要的位置，且成为东北抗战中唯一的作战方式，根据东北抗战的持久性与独特性特点，游击战从战术层面上升到战略层面。中共中央和中共满洲省委对东北抗日游击战争进行战略部署，并根据战争形势的发展变化作出战略上的调整，在领导抗战的过程中，形成相应的战略决策。
“九一八”事变爆发后，国民党政府采取不抵抗政策，致使日本关东军迅速占领了重要城镇。面对如此危急的情况，中共中央和中共满洲省委在事变发生后的第一时间作出反应，连续发表多篇宣言及决议，提出一系列口号与指示，号召东北人民奋起反抗。9月19日，中共满洲省委发表«为日本帝国主义武装占领满洲宣言»，对广大工农兵及劳苦群众发出共同抗击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东北的号召。9月22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日本帝国主义强占满洲事变的决议»，明确提出“党应该加紧士兵中的工作，各省委应该派大批的同志到白军中去发动他们的争斗，组织他们的游击战争”[1]568。9月23日，中共满洲省委发表的«对士兵工作的紧急决议»，进一步明确了“到农村去(最好到有工作的地方)，帮助与发动农民的斗争，并深入土地革命，进行游击战争，解除地主警官武装给农民，扩大与改编原来的队伍”[2]72。
中共满洲省委在中共中央的带领与号召之下，积极领导东北地区人民进行抗日游击斗争。但在初始时期，基于抗战形势的初步发展以及党内左倾路线的统治，尚未形成系统完备的抗日游击战争理论。直至1935年1月，中央红军长征到达贵州召开了遵义会议，毛泽东重新取得领导地位，党的路线也开始转向正确的方向，1935年末，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了毛泽东起草的«中央关于军事战略问题的决议»，决议以土地革命时期的作战经验为基础，提出了当前形势下党的军事策略以及“游击队应有根据地，但反对保守主义(这容易给游击队以损害)”“使游击队变为正规的革命军”[3]591等游击战争中的一系列战略指导原则，并强调“游击战争对于战胜日本帝国主义及汉奸卖国贼的任务，有很大的战略上的作用”[3]591，这对东北抗日游击战争战略决策问题具有指导作用。1936年7月，美国著名记者、作家斯诺来到中国，毛泽东与斯诺就中国抗日战争以及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等备受关注的问题进行了多次会谈，在谈话中毛泽东提到“除了调动有训练的军队进行运动战之外，还要在农民中组织很多的游击队。须知东三省的抗日义勇军，仅仅是表示了全国农民所能动员抗战的潜伏力量的一小部分。中国农民有很大的潜力，只要组织和指挥得当，能使日本军队一天忙碌二十四小时，使之疲于奔命”[4]，这实际上对游击战在抗日战争中的重要地位进行了强调，初步为抗日游击战争战略方针的提出奠定了一定基础。全面抗战爆发以后，我党完成了由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运动战向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转变，但这个转变并没有迅速地被接受，而是经历了一定的过程。毛泽东为转变党内关于游击战争的思想，于1938年5月分别写了«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和«论持久战»两篇文章，在«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中，深入分析了中日双方的具体情况以及中国抗日战争的特点，从而肯定了游击战争的重要地位，并将游击战争从战术层面提升到战略层面ꎻ在«论持久战»中，系统阐述了在中日战略关系变化的三个不同阶段中所应采取的作战形式，从而肯定了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地位和作用。
作为最早开始进行抗日游击战争的东北地区，在游击战争的战略决策方面起到了率先垂范的作用，同时，中共中央对抗日游击战争战略方针的制定也给东北的抗战提供了进一步的指导。“九一八”事变发生时，中国共产党在东北地区还没有形成自己领导的武装力量，只在个别地区存在少数的规模较小的地方性武装队伍，而日本关东军在东北的兵力1931年底时达到了近7万人[5]，同时还存在大量投降的伪军，无论在人力资源方面还是在战斗物资方面，双方都存在着巨大的差异。然而，东北地区地域辽阔、地形复杂，尽管日军陈兵数万，依然存在统治薄弱的地区，这为东北抗日游击战争的开展提供了良好的条件。中共满洲省委根据中共中央关于抗日战争战略方针的转变以及东北地区的自然条件与现实状况，制定了与东北地区实际相适应的抗日游击战略方针。
二、东北抗日游击战争三个战略问题的体现与实施
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关系到整个抗日战争的全局发展。在抗日战争中，游击战争和正规战争相互配合，以达到对敌人的牵制和削弱，虽然两者目标一致，但存在一定差别。毛泽东在«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中指出:“游击战争又区别于正规战争，它本身有其特殊性，因而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颇有许多特殊的东西。”[6]406毛泽东在这篇文章中从战略的高度全面而系统论述了有关游击战争的具体问题，提出了六个战略方针:第一，主动地、灵活地、有计划地执行防御战中的进攻战，持久战中的速决战和内线作战中的外线作战。从战争的总体性出发，宏观的论述了如何正确处理防御和进攻、持久和速决、内线和外线之间的辩证统一关系，这不仅是适用于游击战争的战略方针，且同样能够指导抗日战争中的正规战争，同时提出了游击战争的主动性、灵活性、有计划性的要求，在抓住敌人兵力不足、异国作战及指挥笨拙的弱点后，游击战争的主动权便会日益建立起来，同时，辩证地将灵活性与有计划性相结合。第二，和正规战争相配合。毛泽东指出，游击战争的配合作用体现在战略、战役和战斗三个层面，无论在哪个层面上，游击战争均在不同程度上起到削弱、钳制敌人的作用。第三，建立根据地。毛泽东从抗日战争具有长期性和残酷性特点的角度考虑，指出根据地“是游击战争赖以执行自己的战略任务，达到保存和发展自己、消灭和驱逐敌人之目的的战略基地。没有这种战略基地，一起战略任务的执行和战争目的的实现就失掉了依托”[6]418，并对根据地的三种不同样式、建立根据地的条件以及根据地如何发展等问题做了全面的阐释。第四，游击战争的战略防御和战略进攻。论述了游击战争应根据敌我双方不同的战略形势，相应地采取战略防御或战略进攻的不同战略方针，并达到两者的相互转化与辩证结合。第五，向运动战发展。毛泽东指出，抗日战争必须向正规战发展以适应其长期性和残酷性的特点，只有这样，才能使抗日战争得到长久的发展。第六，指挥关系。在指挥方法上，游击战争的高度活泼性决定了游击战争不同于正规战争，在两者并存时，更加要求两者的配合行动，统一指挥在此显得尤为重要，为此毛泽东提出了“游击战争的指挥原则，一方面反对绝对的集中主义，同时又反对绝对的分散主义，应该是战略的集中指挥和战役战斗的分散指挥”[6]435。
以抗日战争全局作为立足点，毛泽东提出的有关游击战争的六个战略问题，不仅对全国的抗日战争提出了重要的指导方向，而且对东北的抗日游击战争同样起到了重要的指导作用。但特殊的地理位置与历史因素，导致东北地区的抗日斗争与关内的抗日战争存在极大的差别。东北地区作为日本帝国主义首先侵入并占领的地区，在“九一八”事变爆发之初，并没有我党直接领导的武装力量，且国民党的东北军奉行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因此，无从谈及正规部队及正规战争，即使后来我党创建了自己的武装力量，但始终与敌人实力相差悬殊，加之日本帝国主义的疯狂“讨伐”与镇压，并没能将游击战争发展成为正规战争，关于游击战争与正规战争的相互配合以及游击战向运动战发展的战略问题并不适用于东北抗日游击战争，其他几个方面对东北抗日游击战争或多或少地都形成了一定的指导，尤其是建立根据地问题，我党在开始创建游击队，领导抗日游击战争之初就着手创建抗日游击根据地与游击区，根据地的创建与抗日游击战争的发展起着相辅相成的作用。东北地方党组织领导抗日军民因地制宜、因事制宜，在斗争与实践中根据客观形势的变化发展制定相应的政策，提出了适于东北地区抗日游击战争发展的战略方针，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即贯彻实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建立抗日游击根据地、积极创建、发展抗日武装，展开对敌斗争。
(一)实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中国共产党取得抗战胜利的根本保证。统一战线在中国革命进程中具有重要地位，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中国革命斗争的过程中，根据政治形势、阶级关系变化情况，创建了不同类型的统一战线方针。东北地区最早被日本帝国主义侵占，因而也最早开始进行抗日斗争，同时也最早开始贯彻执行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由于客观的国际因素和复杂的斗争形势，东北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酝酿与形成的过程中经历了一定的曲折，但中国共产党与东北地方党组织灵活运用马克思主义，并在东北抗战实践中进一步发掘马克思主义的真谛，使得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东北地区得到了发展与完善，为东北抗日游击战争的持续进行奠定了基础。
“九一八”事变爆发后，中共中央及中共满洲省委关于“九一八”事变发表的一系列宣言与决议，蕴含了团结各阶层共同抗战的思想，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初步构想。然而，党中央由于受到左倾冒险主义的影响，虽然对于事变及时作出了反应，但却没有彻底认清国内外局势和日本帝国主义入侵中国的危险，甚至忽视了中日民族矛盾已经上升为主要矛盾这一事实，仍然坚持武装保卫苏联和建立苏维埃政权的任务。尤其是在1932年6月召开的北方会议上，左倾冒险路线进一步发展，这对中共东北党组织领导的抗日战争产生了一定的消极影响。
东北地区的形势变化引起共产国际的高度重视，共产国际根据国际形势以及东北地区的实际情况适时地转变了对华政策，在对待东北问题的态度上也发生了一定的变化，提出了“在群众的反帝斗争中，广泛而彻底地运用下层统一战线策略，在革命的民族解放战争的口号下把群众组织起来，以争取中国的独立、统一和完整”[7]185。根据共产国际的态度与指示，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以下简称“中共代表团”)于1933年1月26日以中共中央名义向东北党组织发出«论满洲的状况和我们党的任务»(以下简称«一.二六指示信»)。«一.二六指示信»提出了东北地方党组织在斗争中的任务以及党在政治和组织上的巩固与发展对于东北抗战胜利的意义等，并提出“在满洲群众运动现在发展的阶段上，我们总策略方针，是一方面尽可能的造成全民族的(计算到特殊的环境)反帝统一战线来聚集和联合一切可能的，虽然是不可靠的动摇的力量，共同的与共同敌人—日本帝国主义及其走狗斗争”[1]43。中共满洲省委对«一.二六指示信»精神高度重视，并组织各级党组织学习贯彻«一.二六指示信»精神，根据指示信的指导与要求，各地党组织积极广泛开展抗日游击战争，抗日武装力量得到不断的发展，各地区相继组建了东北人民革命军及领导统一战线的军事指挥机关。同时，人民革命政权和抗日游击根据地建设也得到很好的发展。
«一.二六指示信»虽对北方会议的“左”的路线有所纠正，推动了东北反日统一战线的形成，但在某种程度上还保留着一定的“左”的错误倾向，而且中共中央始终没能彻底摆脱左倾思想的束缚，中共中央在六届五中全会召开后，于1934年2月22日发出了«中央给满洲省委指示信»，指出东北党组织在反日统一战线中用“上层勾结代替下层的统一战线”[3]125－126，犯了右倾机会主义错误，中共满洲省委不得不要求东北各级党组织进行反右倾斗争，其结果是使一部分抗日义勇军将领发生动摇，与共产党的关系重新变得紧张起来，有的直接脱离抗日阵线转而投向敌伪。在这种情况下，抗日力量遭受了严重的损失，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陷入孤立，反日统一战线及抗日斗争的发展也在一定程度上受到阻碍。
1934年9月，中共代表团致信中共中央，提出代表团与中央就东北抗日斗争中的一些策略问题存在意见不统一的情况，并指出«中央给满洲省委指示信»提出的策略问题与«一.二六指示信»的方针政策相互矛盾，也不符合共产国际的政策。同年10月，红军因第五次反“围剿”失败，被迫开始长征，中共中央与东北地方党组织的联系由此中断，东北地区的工作不得不交由中共代表团领导。1934年冬，中共代表团派吴平(杨松)到东北地区指导党组织及抗日斗争工作，他首先肯定了«一.二六指示信»的正确性，重申了巩固和扩大反日统一战线的主张，多次提及东北地区严峻的抗战形势，并论述了在东北地区建立反日统一战线的必要性及条件，同时，他还强调了上层联合与下层统一战线的辩证关系以及如何灵活地执行党的统一战线策略并提出组建“东北抗日联军”的建议。吴平向东北各级党组织传达的指示，代表了中共代表团的主张与共产国际对“下层统一战线”策略的突破。
1935年6月3日«给吉东负责同志的秘密信»(下简称«六三指示信»)正式形成，随后以王明、康生的名义发给东北党组织。«六三指示信»分析了东北的抗战形势及东北抗日游击斗争的特点，并提出进一步巩固并扩大反日统一战线的策略，同时对游击队斗争、政权及根据地建设等问题提出了指导性的意见。«六三指示信»是对«一.二六指示信»的进一步深化和发展，实际上为东北党组织今后的工作制定了主要的方针。«六三指示信»在1935年8月间经吉东特委传达到东北各地，先在吉东地区得到了贯彻，之后相继在东满、南满地区得以落实。«六三指示信»及其补充信存在着一定的不足之处，有些主张与提法明显带有教条主义和主观主义成分，但不可否认的是，其中关于统一战线问题的基本思想是完全正确的，为进一步纠正党在领导东北的抗日斗争中存在的左倾关门主义错误作出了重要贡献，是抗日统一战线形成过程中的关键环节，对东北地区抗日统一战线的最终形成起到了推动性的作用。
1935年5月，日本加紧对华北的政治攻势，其侵略野心昭然若揭，中国各阶级的抗日呼声越来越高。与此同时，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爆发，法西斯势力的发展，促使共产国际转变了对中间力量的态度。1935年7月，共产国际七大召开，会议明确提出了工人阶级统一战线和人民阵线政策，指出为战胜法西斯势力，只依靠工人阶级的力量远远不够，必须建立最广泛的反法西斯的人民阵线，表明了共产国际对待工人阶级与其他阶级的联合问题发生了实质性的转变，并提出“努力争取在无产阶级领导下，联合劳苦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和各被压迫民族的劳动群众的斗争时，共产党人必须谋求在无产阶级统一战线的基础上建立一个广泛的反法西斯人民阵线”[8]。季米特洛夫作了«关于法西斯的进攻以及共产国际在争取工人阶级团结起来反对法西斯的斗争中的任务»的报告，提出“由于国际和国内形势发生了变化，在所有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反帝统一战线问题乃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7]391。共产国际根据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具体情况，制定了反帝统一战线策略。7月下旬，中共代表团根据共产国际的策略指示，形成了«中国苏维埃政府和中国共产党中央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即«八一宣言»)。随后，经过斯大林和季米特洛夫的同意，在巴黎的«救国时报»上公开发表。«八一宣言»是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策略转变的重要标志。宣言发表后，中共中央根据其指示精神制定了新的抗日统一战线政策。
1935年10月«八一宣言»传到东北后，促使东北地区抗日统一战线加速形成，在抗日统一战线的指导下，东北抗日武装力量与东北抗日游击战争均得到了极大的发展，东北地区的抗日斗争形成了崭新的局面。
(二)建立东北抗日游击根据地
根据地的创建在游击战争中占有关键的战略地位，“游击队某一时期特别是在作战以后，必须有距离敌人较远比较安全的地带，求得一定时间，进行队内必须的休息和人事处理。对于负伤患病者的疗养设置以及服装制造、武器修理、交通联络、储藏、看守等等，都有赖于相当根据地的设施”[2]118，东北地区处于日伪的全面统治之下，因此，根据地的创建在东北抗日游击战争中尤为重要。中共满洲省委在领导东北军民顽强抵抗日本侵略者的过程中，在协助东北抗日义勇军进行抗日斗争的基础上，创建了我党独立领导的抗日武装，同日伪的“讨伐”与镇压行动进行坚决的斗争。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东北抗日游击战争的过程中，突破重重困难，在一些敌人统治力量薄弱、党的工作基础较好且自然环境有利的偏远山区，创建了若干块抗日游击根据地。根据地的人民群众在侦察敌情、袭扰敌军等方面有效协助了抗日武装的对敌斗争，起到了积极的配合作用。同时，根据地也成为东北抗日联军的发展基地，承担了为主力部队输送兵员和保证后勤补给的任务。根据地在我党领导下进行的政权、经济、教育等一系列建设，为我党领导的抗日游击战争的开展提供了重要依托，对东北抗日游击战争作出了重大贡献。
经过各级党组织的积极努力，在东北的广大地区相继建立起多块抗日游击根据地。磐石抗日游击根据地是我党在南满地区，也是整个东北地区创建的第一块抗日游击根据地，范围大概覆盖了几十里。此后，在金川县、濛江县(今靖宇县)及辽宁东部山区等各县交界处，河里抗日游击根据地、那尔轰抗日游击根据地、老秃顶子抗日游击根据地、和尚帽子抗日游击根据地等也相继建立。在此基础上，南满游击区的范围不断扩大，覆盖了辉南东部和金川等中部及西南部广大地区，面积达到几百里，形成相当的规模ꎻ东满地区由于与苏联、朝鲜接壤的地理因素，导致日本侵略势力入侵较早，因而在“九一八”事变前，中国共产党就开始在东满广大农村地区领导群众进行反日革命斗争，具有一定的斗争基础，1932年下半年，东满地区首先开辟了延吉、和龙、汪清和珲春四大块抗日游击区，“并于1932年冬至1933年初相继建立了10余块抗日游击根据地，即王隅沟、石人沟、苇子沟、三道湾、小汪清、嘎呀河、大荒沟、烟筒砬子、渔浪村、牛腹洞等抗日游击根据地”[9]，吉东地区在东北抗日救国游击军成立以后，便于宁安县的团山子屯、八道河子等地建立了小块的游击根据地。密山游击队成立以后，又在密山西部哈达河里建立了另外一块游击根据地、北满地区的抗日游击根据地开始时集中在哈东和汤原两块游击区内，珠河游击队创建了道南抗日游击根据地。哈东支队成立以后，形成了道南、道北两大游击区，在遭到日伪的毁灭性破坏后，远征到松花江下游地区，创建了汤旺河抗日游击根据地。
经过东北地方党组织和抗日武装的积极努力，东北地区的抗日游击根据地覆盖了东北的大片区域，“到1933年春，东北党组织先后在东北等地创建了十几支抗日游击队，抗日游击区扩大到50余县”[10]。尽管一直遭受日伪统治者的残酷打击，但根据地一直处于此消彼长的状态。在东北抗日游击战争转向高潮的几年时间里，各地党组织根据东北地区的现实情况以及斗争需要，对根据地的政权、经济、教育等各方面都进行了积极的建设。日本全面占领东北后，东北党组织和各个抗日游击队在积极开展抗日游击战争的同时，对党的组织也进行了积极的建设工作，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东北各地党组织从1933年开始到1935年在游击区内进行了相应的改组。在政权方面，根据地内普遍建立群众性的抗日政权和各级人民革命政府，东北地方党组织还积极领导各地人民建立反日会等群众抗日团体，一些群众团体还会代行抗日政权的一般职能。各抗日游击根据地内的粮食、土地、税收等政策都得到相应的调整以适应战时经济的发展，同时还建立了一些军工产业，如后方医院、粮食仓库、修械所、被服厂和印刷厂等，从各个方面为抗日游击战争提供一定的后勤保障。各根据地在政权与经济等方面发展的基础上，还力所能及地进行了文化教育与抗战宣传工作，开办学校与训练班，并且创办报刊，宣传抗战思想与抗战活动，这些举措不仅使根据地内军民的文化水平得到不同程度的提高，而且也丰富了根据地军民的日常生活。经过东北各地党组织的积极建设，各根据地内党的组织、抗日民主政权、群众武装、战时经济以及文化教育等多个方面都得到了很好的发展，为东北抗日游击战争的持续进行提供了重要的依托。
(三)组建人民武装、开展对敌斗争
武装斗争在革命运动中至关重要。“九一八”事变前，东北地区的党组织力量相对薄弱，分布也极为不均，主要集中在铁路沿线的城镇，农村地区几乎没有党组织的存在，而且除东满地区的少数地方性武装外，党在东北的大部分地区都尚未建立起自己领导的武装力量。“九一八”事变爆发后，东北军民自发成立了抗日义勇军，人数一度达到50余万[11]，对日本侵略者展开积极抵抗，但这些抗日武装来源广泛、成分复杂，包括东北军的旧部，也有自发的农民武装，还有倾向于抗日的“山林队”，这些队伍虽然都积极地进行过抗日活动，但由于缺乏明确的政治纲领和正确的指挥领导，使得各队伍缺乏团结的中心力量，组织涣散，加之武器装备落后，供给不足，在面对日伪的残酷进攻时不堪一击。为更有力地打击日本侵略者，中国共产党在积极支援抗日义勇军等抗日武装的同时，提出了创建东北反日游击队的方针。
“九一八”事变爆发后，中共中央首先提出了武装群众的口号，并提出将武装的群众变为游击队及工人自卫队的主张。中共满洲省委响应中共中央的号召，于1931年9月23日发表«对士兵工作的紧急决议»，提出让士兵到农村发展农民斗争、扩大武装队伍的主张，11月中旬，中共满洲省委经过讨论提出创建抗日游击队、开展游击战争的方针，并就游击队创建的一系列具体问题作出了系统的安排部署。此后，杨靖宇、赵尚志、冯仲云等一批党员干部被陆续派到东北各地，领导游击队的创建工作。经过我党的不懈努力，各地相继创建了多支游击队，在对敌斗争中游击队的战斗能力不断得到提高。
1932年末，日本侵略者占领了东北三省。此时，东北抗日义勇军相继溃败，余部分散在东北各地，缺乏统一的组织与正确的领导，党中央根据东北地区的斗争状况，重新制定了正确的方针与政策，在«一.二六指示信»中提出在东北建立反日统一战线的总策略，并提出建立“民众革命军”。1933年5月，中共满洲省委召开扩大会议，就扩大抗日武装、建立反日统一战线及无产阶级领导权问题作出决议。会后，东北各地党组织积极贯彻落实，1933年9月至1936年2月，游击队得到迅速发展，并吸收各抗日武装，以此为基础成立了东北人民革命军，东北人民革命军建立以后，积极开展对敌斗争，在很大程度上打击了日伪的殖民统治。
1935年7月，共产国际七大提出建立最广泛的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策略，中共代表团根据共产国际七大指示精神发表了«八一宣言»，提出了组织全中国统一的抗日联军的主张，东北各地党组织积极进行筹建与准备工作。1936年2月20日，«东北抗日联军统一军队建制宣言»发表，提出“现在顺着全国救国运动之转移，使抗日军队组织越加巩固与行动统一。因此，不但将我各军军队建制，名称不同，完全一律改组军队建制为东北抗日联军第一、二、三、四、五、六军”[12]，东北抗日联军由此正式形成。东北抗日联军在斗争中不断得到发展壮大，由成立之初的七个军发展到鼎盛时期的十一个军，为加强对东北抗日联军的集中统一领导，使之更好地适应斗争形势，根据战区的分布情况，先后组建了东北抗联第一、二、三路军，分别活动于南满、吉东及北满地区。东北抗日联军成立后在东北战场上与日伪军进行了激烈的角逐与较量，尤其是三路军队相继组建以后，更加加强了统一的战略部署，各军战斗力明显增强，东北抗日游击战争也随之进入高潮阶段。1938年秋，鉴于关内抗战形势的变化发展，日本开始向东北大量增兵，进行持续不断的军事“讨伐”，并在政治和经济等方面以极端残酷的方式对抗日军民进行封锁和镇压，日本侵略势力的疯狂进剿，使东北抗联的斗争处境变得极为艰难，活动区域大大缩小，队伍人数锐减，抗联的许多重要干部相继牺牲。在此种不利的环境下，为保存现有实力，以利将来再战，东北抗联及时转变斗争方式，于1940年前后各部相继退入苏联境内，并组成东北抗联教导旅。东北抗联在苏整训期间，不仅进行军事训练与政治理论学习，同时还坚持派遣小股队伍回到东北开展小型游击战，主要以军事侦察为主，同时，根据斗争环境，尽可能地进行抗日宣传，联络群众等工作。在此期间，东北抗联教导旅连续不断地向东北有组织、有计划地派遣小分队，进行斗争活动，他们在东北境内承担敌情侦察、抗日宣传、联系抗联失散部队、破坏敌人交通军事设施等多重任务。从1945年7月下旬起，东北抗联教导旅派出多股先遣小分队，空降到东北境内，对东北大部分地区的战前情势作了充分侦察，对日伪势力伺机进行袭扰，这些伞降小部队获得的重要情报为苏军挺进东北对日作战提供了重要保证。东北抗联教导旅在抗战后期所进行的特殊形式的对敌斗争为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贡
献了极大的力量。
三、结语
东北的抗日游击战争能在孤悬敌后的条件下持续十四年之久，与我党制定的卓有成效的游击战争战略决策密不可分。在中国共产党的积极努力下，不仅在东北地区形成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还创建了东北抗日游击根据地，为东北的抗日游击战争提供了重要依托，给日本侵略者以沉痛的打击，使其无法完全达到控制、掠夺东北的目的。朱德在«论抗日游击战争»中指出“东北同胞，组织了数万人民革命军和义勇军，不让日本强盗在那里安然开发资源和利用市场。相反地，日本强盗为了维持东北的‘治安’，却要派极大的军队，耗费了许多有生力量和每月数万万的军费”[13]。同时，东北的抗战开始得最早，东北地方党组织在长期的斗争中探索出的适于东北地区实际情况的战法、战术以及所实施的战略方针政策，在一定程度上为全国抗战提供了重要的借鉴。东北抗日武装的英勇作战，牵制了日军大量的有生力量，不仅延缓了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全境的侵略进程，且有效遏制了日本对苏联的“北进”战略，在对全面抗战起到配合、协助作用的同时，对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最后胜利也贡献了极大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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